Stories of your life 妳一生的預言
一次是偶然在飛機上看到這部小說改編成的片子The arrival，很喜歡裡頭的時間觀，有個原因當然是因為Max Richter的音樂，但主要原因是語言學家解讀來到地球的外星人語言的工作如此人類學。昨晚與今天下午讀了原著原文小說，想不到更令人驚艷，或者我應該說，精巧而偉大。 原本看電影，幾乎覺得像是時空悖論(有了外星人的互動才有了女兒，但有了女兒與其早逝才懂了生命、才能理解外星人)，但其實小說中有更多關於宇宙觀的闡述。 自由意志原來是一種線型語言與時間觀才能有的東西，如果你可以同時感覺到過去與未來，知道即將發生的一切，那麼一切都是儀式表演，宇宙目的的實現。 難怪從人類觀點來看，無法明白七腳人為何而來，為何消失。因為沒有跳脫線型思維。 不只是是象形圖案的文字而已，所有的句子在一個頁面上總是整體出現，同時出現，沒有誰先誰後。所以七腳人的書寫比起他們的語言更能表現他們的宇宙觀。言說反而是強迫他們把意識變成有先後順序的表達。 不過最令人撼動心靈的仍然是母親的視角，以及她失去的女兒。 如果一開始就知道女兒會死掉，是否一切都將不同？ 讀小說的過程中，不斷驚嘆Ted Chiang居然用這麼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成就了如此偉大的概念：把過去與未來永遠書寫在一起。 一邊是語言學家試圖破解外星語言；另一邊是她回憶最初懷胎生命，然後回到破解現場，到了女兒青少年時期，破解現場，女兒二十五歲登山死亡，破解，孩提時期，破解，嬰兒時期。 那些記憶已經開始鬆動，過去變成已經看得到未來。 因為自己想保護三歲女兒爬樓梯，因為想保護，才造就了女兒未來喜歡登山，終於死於峽谷。但妳如何能不保護她？又如何能不接受死亡？ 小說暗示了是那樣奇妙的與外星人的遭逢，使得物理學家與語言學家雙人一組的女主角與其女兒的父親相遇而相戀；外來文化是如此神奇的。但外星人消失後，女兒也不知道多大了，終究這份愛不能再延續，所以兩人都各自有了新歡。但是，在面對女兒的遺體時，似乎又把兩人暫時綁在一起，直到又分開。 短篇小說的開頭與結尾都是關於懷孕。她知道她將懷孕。然後她知道死亡。最後她永遠同時活在兩種時間裏。 如此沒有線性情節的設定，為何可以一直吸引讀者讀下去？最基本的動力是來自破解。破解也是線性的。慢慢進步，越懂越多。但是慢慢學會的過程中，也察覺了人類J文化的限制，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意識的限制。所以原本不清楚為何會那樣交錯的回憶，開始逐步有了清楚的內捲環繞圖像。 也是到了幾乎最後，語言學家說自己獲得了新的意識，但終究不能變成外星人的心智，也脫離不了人類，所以她的意識是個混合體。 這樣打破時間觀，不只是概念上打破，是形式上與內容上直接打破，直接在作品上實驗了英文的過去式與未來式交錯一起，同時由偵探式的鋪陳來推動故事的寫法。 很偉大。不只是精細的想像建構一個新的世界好用來諷喻人類世界，而是建構一個真正本質上相異、不可想像也無法完全探究而只能虛心學習的異文化接觸。幾乎是異意識接觸，異物質接觸。七腳人的物理公式，微積分對他們來說很簡單，但了解速率比較困難。沒有誰對誰錯，只是不同。 在這樣完全鬆動基礎物理定律、感官與意識後，死亡是什麼，愛是什麼？ 似乎又可以永遠回味那份愛，也永遠被那樣的死亡縈繞糾纏。 永遠想著，永遠死去，但也永遠活著。 Advertisements
小說作為創意的文化傳承：大江健三郎與石黑一雄的對話
石黑一雄：嗯，我想，那本書中的日本很大程度上是我個人化的、想像中的日本。這可能跟我的個人經歷大有關系。當我們家從長崎移居英國的時候，起初只是打算暫住，大概待個一兩年吧。因此，很小的時候我就被帶離了我所熟悉的人，比如我的祖父母和我的朋友們。我被帶走時預期我會回到日本。但我的家人不斷延長逗留期限。在我的整個童年時代，我始終無法忘掉日本，因為我一直准備著回日本去。 我想大概是在我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我認識到，這個對我來說非常珍貴的日本實際上只存在於我自己的想像中，部分程度上是因為真實的日本自1960年之後已經大為改變。我認識到，它是一個我童年時期的地方，我再也不可能回到這個特殊的日本了。所以我認為，我轉向寫小說的真正理由之一是我希望重新創造這個日本——把我關於我稱之為日本的這片風景的所有這些記憶、這些想像的觀念拼合在一起。我想讓它變得更保險，在它從我的記憶中徹底消失之前把它保存在一本書裡。所以，當我寫《浮世畫家》時，我對研究歷史著作並不是很感興趣。我很想把我腦海中的這個獨特的日本觀念付諸筆墨，以我自己的方式，實際上我並不在乎我的虛構世界是不是符合歷史真實。我強烈地感覺到，作為一個虛構作家，那就是我應該做的事：我應該創造我自己的世界，而不是複製現實的表面。 大江健三郎：那似乎是一個作家的想像得以成形的一個非常具體的說明。在我的作品《無聲的吶喊》（The Silent Cry）中，我寫到了四國島。我在島上的一個小山村裡出生和長大。18歲時我去了東京大學修讀法國文學。結果，我發現自己完全切斷了與那個小山村的聯系，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在地理上。大約在那一時期，我祖母去世了，我母親也日漸老去。我們那個小山村的傳說、傳統和民俗正在失去。與此同時，我在東京想像著那些東西，試圖記住它們。試圖記住和重新創造這兩個行為部分重疊。那就是我開始寫小說的理由。我試圖用我所學習的法國文學的方式寫下它們。閱讀你的小說，思考英國文學史，我得到一個強烈的印像，就方法而言，你是一個站在英國文學最前沿的小說家。 訪談全文
ber-Islam ala “gado-gado”
還沒開始讀「都市穆斯林女人」這本研究「街頭時尚戴頭巾者社群」的印尼贈書，但已經愛上Ahmed教授的導言。I have not read the text of Muslimah Perkotaan (which studies Community of Hijabers) by Faiz Aziz. But I already love the introduction by Ahmad Muttaqin: ** 可能嗎，我們活著的伊斯蘭就走「印尼沙拉」的風格？信條採取瓦哈比，膜拜的法學根據是漢寶禮學派，可是齋戒的方式又是跟從夏飛義學派；思考方式如同什葉派的阿里，靈心與身心卻交給納許雅龐地的蘇菲主義組織，但諷刺的是做生意時撐住的是百分之百的世俗模式。 Boleh jadi selama … Continue reading
UU tentang babi
1976年已經有豬肉字樣的規定。 1991年（豬油事件爆發後）開始討論清真標記必須被規範，不能自己寫，需要認證（LPPOM MUI成立於1989年但是1994年才開始發出第一個認證）
對政經剝削不聞不問的白人女性主義
光用性解放的程度來衡量女性解放的程度，完全忽視了政經剝削是個更嚴重的問題，讓貧窮的人的選擇更少。 以下摘要來自Amitov Gosh與馮內果。 落難王爺尼珥(Raja Neel Rattan Halder)，與英國商人勃南(Mr Burnham)的餐桌對話。 「一手刀劍，一手聖經，祭龕上供奉的是自由貿易的上帝。」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594
「胖嘟嘟」的社會學意涵：階級、性別與世代對嬰孩體型的粗淺分析
為什麼阿嬤幾乎不太可能會說孩子「胖嘟嘟」，至少不太會以負面的方式說，但是阿伯三叔六公卻會說一個孩子「胖嘟嘟」，且常常是一種有點嫌棄或抱怨的口吻？
Anak kita, hidup masing-masing
Mereka punya anak bersama, tetapi hidupnya masing-masing. Masa dulu itu sudah lewat. Dia harus lihat ke depan.
Like the sorrow is downloaded twice
陳珊妮 Sandy Chen 如同悲傷被下載了兩次 Like the sorrow is downloaded twice 作詞：陳珊妮 作曲：林宥嘉 我研究你的裝幀 捧你在手裡聞 I study your frame holding and sniffing you 不敢打擾 橫臥著整個過去的靈魂 not dare to disturb the … Continue reading
我是殺人魔王 電影導讀
本文請與電影「叛國的930運動」之簡介搭配閱讀。 2013柏林影展電影大觀最佳觀眾票選獎、基督教評審團獎。本片先前譯為《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典故是印尼1965年的印尼軍事政變「930」事件。時任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在全國策動反共大清肅，有大批共產黨員、同情者與無辜者被殺。 開眼電影有以下描述： 安華剛果（Anwar Congo）從賣電影票的小流氓變成軍隊領袖，進行追捕共產黨員大屠殺，到現在仍被視為「民族英雄」，從未受審。 而他因曾有電影夢，欣然答應導演奧本海默的邀請，在片中重現了當年的屠殺場景，不僅扮演自己也扮演被殺的人。一開始他還很興奮，描述各種他最喜愛的殺人方式，像是用線勒死人才不會濺出太多血，並稱他曾在殺死人後，用唱歌、跳舞的方式慶祝。但後來他在扮演囚徒被折磨審問時，終於感受到受害人的恐懼，當場精神崩潰，叫停拍攝，也陷入沉痛的反思。 導演奧本海默曾表示，拍攝本片是希望激勵印尼人反思這段黑暗歷史，進而施壓要當權者對事件負責。不過即使影片現在聞名海外，印尼政府依然不願對此事件道歉，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表示，這部影片把印尼描繪成殘忍及沒有法治的國家，這是不恰當的。 上述這段話沒有說的是，安華剛果分明是一位有重度創傷後症候群的患者。他一直活在自己曾經殺人無數的陰影之中。事實上，電影也顯示出好幾次他心中深層的不安。 還有一個層次：安華剛果與其友人年輕時都看很多好萊塢英雄片，裡頭殺壞人的方式也影響他們很深。所以電影表演影響了他們對殺人的態度，然後他們實際上在1965-66年時殺人殺得更厲害，幾十年後，有國外導演跑來請他們在電影上重演當時殺人的橋段。 讓許多小流氓成為劊子手的「930」事件到底是個怎樣的事件呢？其實，1965年的本身政變規模很小，若不是之後引來的蘇哈托上台與其新秩序政權（Orde Baru, the New Order）反共大清肅與大屠殺，它的效應不會這麼持久而深遠。1965年底到1966年初血腥的發展，徹底地顛覆了當初人類學者Clifford Geertz 樂觀描寫爪哇社會自1950s民主化以來，國家意識形態乃至社會底層互動已經深深被國族黨、伊斯蘭教黨、共產黨等不同意識形態割裂，卻仍然有辦法繼續尊崇原有的「和諧」（rukun）之文化價值觀。這樣的想法被清楚記載於在1961年出版的專書「爪哇的宗教」裏頭，但才出版沒有幾年，65大屠殺就發生了。 65大屠殺是一個難以描述的東西，因為就其悲劇性質而言，它像是放大百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一般粗估死亡人數是五十萬人，受害者最大宗在爪哇島，其次是峇里島。它要趕盡殺絕的對象是PKI，Partari Kommunis Indonesia，印尼共產黨。當時，印尼共產黨已經是第二世界以外的最大共共產黨所在地。 屠殺：在爪哇島它是軍隊、準軍隊、甚至是村民與村民之間彼此舉發、拷問而後思行，時而是虔信派穆斯林對偏好共產黨傾象的爪哇派穆斯林針對過去種種土地糾紛與政治勢力鬥爭的報復，偶爾才是對少數華人的霸凌與殘殺（儘管，在片中，當年的執行死刑者描述自己在街上看到華人就用刀子捅）。在峇里島，它是印度教徒殺印度教徒，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與社會風氣的猜忌助長了血腥。 在我曾經長住的中爪哇山鎮Salatiga沙拉迪加中，耆老們告訴我當時的沙拉迪加也是「紅區」，因此被清肅調的人非常多。逃難的人也多，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一位從事按摩的爪哇老太太告訴我，她仍然記得當時橫屍遍野的狀況。「被殺了之後的屍體，就被亂丟在河邊，在屋旁，」她說，「好像洋娃娃，就那樣就死了。」 不過，大部份的時候，人們是不談論這件事情的。彷彿這件事情是個taboo。重點只需要放在「共產黨PKI非常邪惡」，那也就夠了。整個三十年的新秩序政權就是建立在PKI的邪惡之上，蘇哈托政權則是帶領大家脫離共產黨魔掌的大英雄，而新聞工業、教育，也都十足地配合著這個觀點。之後發生的事情，不重要，或說是不得已的，因為社會中邪惡的份子必須被剷除掉。然而這似乎也並不是人們真正的感受。人們只是對於直白的控訴這件事情，沒有很直接熱衷的興趣，彷彿那是不優雅的，太難以啟齒的。顯然，這段黑暗的過去，在大部份時候，是不被檢討的（會不會讓人想起法國人對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前後呢？這只是個額外的提問）。 比較令人驚恐的，是青年準部隊Pemuda Pancasila，也就是當年執行死刑的65-66屠殺大隊之一。至今，這些雄性青年，他們的後繼者，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仍然是高舉著他們的暴力行為，不時在街上遊行，穿著紅色的制服，大搖大擺、英氣風發。他們自認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勇士，他們為了當年的反共抗戰感到驕傲。 1998年民主轉型後，印尼尚有幾個省份處於鬥爭乃至內戰（或獨立戰爭）的狀態。2003年之後，對於勇於探討1965年發生的事情，以及其罹難家屬的自白（往往都是女性居多），其出版成書才開始變多，在獨立書店販賣。2010年之後，社會風氣有了一些更多的改變。較大型的連鎖書商也開始大篇幅的展出關於1965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的專書評論與調查。 這個時候，The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