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ophobia 潔癖

Nastiness Diagnosis. Anthropology. Religion. Gender. Justice. A Personal Notepad For the General Public.

哀悼的階序,對立的魅影,連結的可能

I. Judith Butler在9/11攻擊後目睹全美哀悼與世界哀悼,於是她問了一系列問題:到底誰才會被當成人類?誰的生命才算寶貴?誰的生命才算數?

全球的哀悼階序時常展露在眼前,有人已嫌棄對該階序的批評為陳腔濫調,但總還有人苦口婆心,因為它的展演總是背叛它自身所宣稱的普世價值,因為對它的批判的永遠不夠、永遠太少。

2014年因為新聞工作而死的記者至少超過61名,一半以上是穆斯林,但沒有世界公民大幅哀悼他們為新聞的奉獻。伊斯蘭國公開斬首Sama Salah Aldeen電視台攝影記者Raad Mohammed Al-Azaouie,但少為人知。媒體鋪天蓋地報導的是被砍頭的美國記者James Foley與美國猶太記者Steven Sotloff。最常身陷戰亂、冒著生命危險給全世界帶來新聞,是土生土長的「中東」各國記者。他們在你我的生活中,無名無姓,其真實的流血,總是讓位於國際媒體對中東的社會結構、政權轉移與外力侵略之分析,而你我不曾跳出來為他們怒吼:「死者為大。人都已經慘死,如果發生在你家會怎樣?還做什麼社會分析?為什麼不譴責(各國軍隊在中東長期的)暴力?」因為中東媒體人身處的戰亂環境是被常態化的。因為,如Butler在最近一則關於非裔青年長期被警察攔截甚至槍殺的美國爭議訪談中所言:有些人的生命沒有比其他人的生命寶貴。

哀悼的階序不只是「泰山」與「鴻毛」般「個人功績」取向的結果。哀悼的階序是地緣政治的,集體的,歷史的,倫理的,道德的。

戰場若在他方,死亡只是數字,令人無力的地獄圖像。殺戮若被轉移到平日遠離戰場的日常家門口,且為「他們」所強加,則成了對自身文明、對「自由」的終極的挑戰。戰場上無辜犧牲的陌生面孔,我們毫不知情。特定生命的慘逝,我們被慎重告知。當主流媒體放大某些人的痛苦而忽略其他人的,當世界公民哀悼某些人的死亡遠勝於其他人的死亡,生命的階序便醜陋地揭示在我們眼前。

II. 我們是誰,誰是我們?

雖然參加反恐大遊行,卻未必使用「我是查理」作為旗幟。許多跨國大小媒體人與知識份子都使用了「我是查理」作為團結口號,但,他們強調「媒體自由」的追求與認同「特定言論」的差別,也持續報導關注法國穆斯林在屠殺事件以前與之後遭受到的騷擾、攻擊與歧視的事件。大遊行中,有的人使用「我是Ahmed」(在屠殺事件中為了保護查理週報而死的法國穆斯林警察)的牌子。

自從9/11攻擊以來,幾乎每次有「穆斯林背景」的殺人者的攻擊事件發生,歐美社會內部就有一些聲音要求根本沒有犯下任何罪行的普通穆斯林出面譴責,甚至道歉,否則是共犯。其他國人犯的罪行,沒有這樣的問題,不需去聯想與該人「似乎相關」的社群並要求其出面譴責。這種有時不被反省的歧視舉動與雙重標準最近被美國Daily Show拿出來嘲諷,嘲諷的對象是某些人顯然並未將不同宗教信仰實踐者接受為真正的「我們」的一部分,也不承認「他們」的多元性,也不承認「他們」跟「我們」一樣,應該有值得被尊重的權利。「他們」總是被懷疑的,因為「他們」不是完全的「我們」。

「我們」是笑話的基準。沒有一個共享的、互為主體且有共享意義的社群,就無法理解好笑的意義在哪裡。一則諷喻,若是有的人笑的出來,有的人笑不出來,是因為涉及了發笑的「我們」與被笑的「他們」。因此一則諷喻,也可以立刻重新畫出我群與他群的邊界。高明的諷喻對抗社會上有權有勢的主流思想,而失敗的諷喻已經不再有扭轉權力結構的精巧,而只是加強該結構、擠壓社會底層的人,並露出無遮掩的優越感。是否,如旅法學者Andrew Hussey所言,68世代的許多人事物已經不再是anti-establishment,而是 establishment的一部分?

當”Speak truth to power”與”speak racism to minority”的差別被抹去了,自由是某人些的,不是所有人的。

III. 自我辯護的階序

再一次,自從9/11攻擊以來,當有自稱是以伊斯蘭之名而進行攻擊的極端份子出現時,許多研究各種迥異的穆斯林社群的學者、知識份子與穆斯林組織都會疲累地出來強調「這絕非大部份穆斯林所支持」、「我們嚴力譴責」。因為,他們從過往的經驗中學到了,某些歐美社會民眾拒絕相信絕多數的穆斯林跟「大部份人」一樣熱愛和平。於是,有人搞笑說要發明iCondemn App專門給穆斯林使用,以解決「一天到晚被別人要求譴責」之擾。

相反的,國際主流報導在評論過去(甚至現在仍是)長期被外力殖民的地區的政經社會情勢時,不需要一開始要先嚴正強調自己「強力譴責暴力」,才能開始評論。這背後的假定是,特定國家軍隊形式的暴力不屬於「令人髮指的謀殺」的範疇,而是名正言順的戰爭。美國有很多民眾因為不同理由而反對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儘管剛發生9/11後,許多人因為在哀悼情緒上憤而支持),但是評論者在接受訪問或撰文一開始,並不需要「強力譴責」美國軍隊與其他歐美軍隊的行徑或他們民選出來的總統在其他國家造成的重大傷亡的軍事決策,才能開始評論。畢竟,為「宗教」(這個如此「現代」地被分割出來的範疇)而殺人是罪大惡極,為國家殺人是英勇殺敵。War crime是另外一個範疇,有空才能討論,進一步合理化war本身不是crime的預設。

當挪威的「我們」在面對「我們」之中出現的殺人狂時,「我們」無需強調「我們大多數都是愛好和平」,因為我們已經假定那是不需言說的。但是當世界上某些社群與個體要一再被要求強調這應該要不需言說的部分時,這說明了什麼?「他們」始終不是「我們」。不特別強調,被譴責是默許。特別強調,卻又再度暗示著其中的階序。

到底翻轉這些階序的可能是什麼?

IV 對立的魅影

那些還能讓我們連結起來的部分在哪?如何形成更大的inclusive的人類社群?這不需要是宗教與世俗秩序的紛爭,也不需要是宗教與宗教的戰爭,甚至根本不必被frame為對「言論自由」的攻擊(如法國社會語言學者Philippe Blanchet語重心長地痛批這個框架的誤導性與政府的虛偽、社會的缺乏自我反省)。還會有其他聲音出來的。讓我們打破一些這些簡單對立的圖像。

過去五年在歐盟地區,「恐怖攻擊」有超過98%都「不是」宗教驅使,而大多是由國族意識、族群獨立意識、極端右派甚至極端左派所組成。曾多年發動炸彈與火箭攻擊的法國「恐怖」組織科西嘉民族陣線(FLNC)或許不會有分類爭議,但在2011屠殺了77人的極右派、反伊斯蘭、恨移民與女性主義的挪威偏激基督徒Anders Breivik或許有點困難。當然,我們對這些攻擊的分類與想像,也會影響我們觀看的角度。極右派、獨立與軍事份子策動了大部份歐洲境內的「恐怖攻擊」,但是國際主流媒體幾乎只放大報導那些自稱是「穆斯林」犯下的「恐怖攻擊」。

打破不正當的放大與縮小,打破虛假對立,有人想起「宗教人士」在各地為言論自由奮鬥的例子。1989年六位耶穌會學者與其家管在薩爾瓦多的中美大學宿舍中被軍隊屠殺,死者包含解放神學的哲學家,為難民捍衛權力以及為精神疾病發聲的人權鬥士。但是當美國給予東歐「異議」份子各種大力支持時,主流媒體卻鮮少將中南美洲為了對抗當權者而死的耶穌會學者描述為「異議」份子,更遑論提到中南美洲有許多軍隊與菁英是美國軍隊訓練出來、直接嚴刑拷打甚至暗殺中南美洲知識份子與媒體的案例。還有更多無名無姓、不被知曉,為了「自由」而死的人們,但是因為死在實力懸殊的軍隊底下,死在世界黑暗的角落,生也在世界黑暗的角落,他們因而不經常被提及,不常被稱為是「為自由而死」。

讓我們懷想其他在更沒有特權、更常遭遇戰亂與危險的地區工作的記者與知識份子,還有其他人。讓我們思考每個人、每個社群、每種價值都可能有的盲點。活在台灣的漢人不見得很了解不同的台灣原住民生活的種種困境。張惠妹或徐若瑄很紅,不代表原住民整體都過得很好。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不代表監獄、司法、教育、社會內部等制度化的種族歧視已經消失。更深層的「歧視」是系統性與制度性的,更是歷史性的,穿鑿在我們的肉體、記憶與心智之中,而不只是個人對個人刻意的輕視懷疑如此簡單的偏見。

Noam Chomsky最近(在此文已完成泰半後),毫不意外地,控訴以色列在2014年殺了許多為言論自由而死的巴勒斯坦記者還有其他國家的記者,不乏就是死在明顯標示為「記者媒體區」的地方,身上還穿著標示「媒體」的制服,車子上寫著大大的「TV」。沒有百萬大遊行替他們哀悼,更沒有全球媒體大量地將事件frame為「對言論自由的攻擊」。因為打從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決定了只有誰可以當作「言論自由」的代言人。

V 連結的可能

言論自由無比神聖,甚至比擁有基本的生存自由、免於戰爭災害的自由,還要神聖。巴黎特殊的aura,知識份子的殿堂。儘管伏爾泰從來沒有說過大家以為他說過的那句關於言論自由的話(那是幫他寫自傳的其中一人寫的),儘管他正大光明地以當時的社會完全可以接受的尺度來歧視猶太人。盧梭對未來馬克思主義與左翼思想的啟發非常重要,儘管他是如此理所當然地歧視女性。沙特與卡繆為了阿爾及利亞戰爭與暴力的使用激烈爭辯,沙特支持以色列的態度、西蒙波娃自戀的白人女性主義則讓薩伊德大失所望,而Marguerite Duras也質疑沙特隱含的某種教條史觀與自願主義。但無論如何,這是巴黎。這是法國。這是米蘭昆德拉的流亡地,被東歐共產政權流放的知識份子。這是「自由」的庇護所。所以我們顯得很難堪,當我們試圖在這庇護所的陰暗角落中敘述許多人不自由的故事,警察暴力,殖民歷史,族群衝突,移工困境,我們好難堪。因為她是無比真實的「自由」,她是最神聖也是最褻瀆,就像Jean Genet的Notre Dame Des Fleurs。

著名的法國人類學者Jean Rouch與社會學者Edgar Morin合拍的「夏日紀事」(Chronique d’un’été, 1960),是部關於cinéma vérité 的偉大紀錄片,討論真實的再現如何被作者導演干預而生產的經典作品。影片中人們在巴黎街邊做「社會學調查」、對著路人問:「你快樂嗎?」。一幕討論殖民地獨立的咖啡桌,道出了非裔旅人的感慨、黑人在法國社會的orientalist再現(善於跳舞)、殖民地的黑暗與深植的種族主義、黑人對黑人跨國的同情、猶太人對猶太人跨國的同情。當anti-seminitism與racism被擺在同一桌上,我們發現了彼此對彼此受難的無知。55年後重返這部片,更會因為Holoucaust被強烈關注甚至濫用而導致其他迫害,讓人思索當時片中非裔旅人最後的沈默是否變成成了一種窒息的預言(這不是Rouch當時希望呈現的效果,卻成為未來的反思材料)。由於法國政府對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1962)的多重記憶在過去有許多審查與禁止,這部片也成為唯一一部當時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成功發行,且有提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電影。2010年,面對坎城影展外抗議的極右派群眾與退伍軍人,作品涉及1945年Setif大屠殺的法國導演Rachid Bouchareb說,也許學者可以告訴我們為何在法國,討論「過去」是如此困難,為什麼談論某些歷史社會議題不容易不討喜

法語作家Henri Kréa對著1961年十月十七日「巴黎屠殺事件」而下的評論,(除了關於警察掃射和平示威的民眾、揍昏了就丟到塞納河任其溺死的阿爾及利亞人),是針對數千名抗爭民眾在巴黎不同的體育館被扣押、虐待的景象而寫的。他說:「這沒有讓你想起什麼事情嗎?」(‘Cela ne vous rappelle rien?’) 當年刊登這篇文章的法國週報France-Observateur,更特別推出Duras的「兩個ghetto」的訪談,一位華沙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兩位生活在巴黎的阿爾及利亞勞工。將ghetto劃在眼界之外,但是它總是反撲回來了。Ghetto在2005年與2007年回來,由警察暴力拉開的一連串貧民區暴動,banlieue失業青年的游擊戰,甚至被稱為法國版的Intifada。2015年查理週報攻擊事件後兩週,Apartheid (種族/族群隔離)作為一個法國社會當前的問題,在(超強猶太復國主義支持者)總理Manuel Valls口中被說出。

關於兩位少數族裔青年在2005年被警察扣留而死而導致的大暴動的敘事與傷痛,也還在繼續。許多人想起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La Haine(1995,恨)的情節,那仍然是關於巴黎banlieue郊區的故事。貧窮的猶太裔、非裔與阿拉伯裔少年彼此稱兄道弟。面對暴動、警察暴力與社會歧視,他們的生活陷入了為抵抗暴力與為朋友復仇等悲劇。2011年,我與同事在波士頓大學的大一必修課文化人類學導論課程中播放了這部影片。我們提到,「恨」這部電影中所反應的社會分類,已經改變(極右派興起,一部分北非猶太裔法國人為了想要當「真正的法國人」而開始加入「質疑阿拉柏穆斯林之法國性」的行列),而法國社會科學學界也開始有人在反思「穆斯林問題」之建構、「恐伊斯蘭」與與其「受害經驗」的調查,在法國尚未被普遍探討(或甚至不構成一個正當的題目)。

巴黎的地下埋藏著許多傷痛,但有些傷痛比其他傷痛被談論地更多,被哀悼的更多。

當Jean Rouch並列anti-semitism與racism的質問,當Duras並置華沙集中營倖存者與巴黎阿爾及利亞移工的訪談,甚至,當Alians Renais藉由Duras之手並排廣島與納粹佔領的Nevers,他們並不是在主持一場痛苦的比賽。Duras廣島之戀的劇本用極度赤裸的方式作為跨文化的連結與記憶的矛盾,利用支離破碎,直線敘事的肢解,表述創傷與苦難的敘事不是為了更精準的逐字稿式的回憶,而是為了能夠跨越歷史與文化藩籬的聯繫,期望自我與他人的和解、療癒與解脫的可能。只是一種可能,不管希望多麼渺茫。關於記憶與遺忘,痛苦與掙扎,坦露心聲與理解的侷限,至少曾經被試探過。

多種苦難的敘事、連結與並置不是一場痛苦的比賽。它是一種倫理的呼求,透過不被聽聞的苦難敘事終於被說出來而構成的連結。

在多種苦難中抉擇與判斷,翻轉與憐憫,雖然極其有限,始終不放棄連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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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January 28, 2015 by in 【Anti-Orienta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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