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ophobia 潔癖

Nastiness Diagnosis. Anthropology. Religion. Gender. Justice. A Personal Notepad For the General Public.

我是殺人魔王 電影導讀

本文請與電影「叛國的930運動」之簡介搭配閱讀。

2013柏林影展電影大觀最佳觀眾票選獎、基督教評審團獎。本片先前譯為《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典故是印尼1965年的印尼軍事政變「930」事件。時任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在全國策動反共大清肅,有大批共產黨員、同情者與無辜者被殺。

開眼電影有以下描述:

安華剛果(Anwar Congo)從賣電影票的小流氓變成軍隊領袖,進行追捕共產黨員大屠殺,到現在仍被視為「民族英雄」,從未受審。

而他因曾有電影夢,欣然答應導演奧本海默的邀請,在片中重現了當年的屠殺場景,不僅扮演自己也扮演被殺的人。一開始他還很興奮,描述各種他最喜愛的殺人方式,像是用線勒死人才不會濺出太多血,並稱他曾在殺死人後,用唱歌、跳舞的方式慶祝。但後來他在扮演囚徒被折磨審問時,終於感受到受害人的恐懼,當場精神崩潰,叫停拍攝,也陷入沉痛的反思。

導演奧本海默曾表示,拍攝本片是希望激勵印尼人反思這段黑暗歷史,進而施壓要當權者對事件負責。不過即使影片現在聞名海外,印尼政府依然不願對此事件道歉,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表示,這部影片把印尼描繪成殘忍及沒有法治的國家,這是不恰當的。

上述這段話沒有說的是,安華剛果分明是一位有重度創傷後症候群的患者。他一直活在自己曾經殺人無數的陰影之中。事實上,電影也顯示出好幾次他心中深層的不安。

還有一個層次:安華剛果與其友人年輕時都看很多好萊塢英雄片,裡頭殺壞人的方式也影響他們很深。所以電影表演影響了他們對殺人的態度,然後他們實際上在1965-66年時殺人殺得更厲害,幾十年後,有國外導演跑來請他們在電影上重演當時殺人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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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許多小流氓成為劊子手的「930」事件到底是個怎樣的事件呢?其實,1965年的本身政變規模很小,若不是之後引來的蘇哈托上台與其新秩序政權(Orde Baru, the New Order)反共大清肅與大屠殺,它的效應不會這麼持久而深遠。1965年底到1966年初血腥的發展,徹底地顛覆了當初人類學者Clifford Geertz 樂觀描寫爪哇社會自1950s民主化以來,國家意識形態乃至社會底層互動已經深深被國族黨、伊斯蘭教黨、共產黨等不同意識形態割裂,卻仍然有辦法繼續尊崇原有的「和諧」(rukun)之文化價值觀。這樣的想法被清楚記載於在1961年出版的專書「爪哇的宗教」裏頭,但才出版沒有幾年,65大屠殺就發生了。

65大屠殺是一個難以描述的東西,因為就其悲劇性質而言,它像是放大百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一般粗估死亡人數是五十萬人,受害者最大宗在爪哇島,其次是峇里島。它要趕盡殺絕的對象是PKI,Partari Kommunis Indonesia,印尼共產黨。當時,印尼共產黨已經是第二世界以外的最大共共產黨所在地。

屠殺:在爪哇島它是軍隊、準軍隊、甚至是村民與村民之間彼此舉發、拷問而後思行,時而是虔信派穆斯林對偏好共產黨傾象的爪哇派穆斯林針對過去種種土地糾紛與政治勢力鬥爭的報復,偶爾才是對少數華人的霸凌與殘殺(儘管,在片中,當年的執行死刑者描述自己在街上看到華人就用刀子捅)。在峇里島,它是印度教徒殺印度教徒,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與社會風氣的猜忌助長了血腥。

在我曾經長住的中爪哇山鎮Salatiga沙拉迪加中,耆老們告訴我當時的沙拉迪加也是「紅區」,因此被清肅調的人非常多。逃難的人也多,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一位從事按摩的爪哇老太太告訴我,她仍然記得當時橫屍遍野的狀況。「被殺了之後的屍體,就被亂丟在河邊,在屋旁,」她說,「好像洋娃娃,就那樣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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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大部份的時候,人們是不談論這件事情的。彷彿這件事情是個taboo。重點只需要放在「共產黨PKI非常邪惡」,那也就夠了。整個三十年的新秩序政權就是建立在PKI的邪惡之上,蘇哈托政權則是帶領大家脫離共產黨魔掌的大英雄,而新聞工業、教育,也都十足地配合著這個觀點。之後發生的事情,不重要,或說是不得已的,因為社會中邪惡的份子必須被剷除掉。然而這似乎也並不是人們真正的感受。人們只是對於直白的控訴這件事情,沒有很直接熱衷的興趣,彷彿那是不優雅的,太難以啟齒的。顯然,這段黑暗的過去,在大部份時候,是不被檢討的(會不會讓人想起法國人對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前後呢?這只是個額外的提問)。

比較令人驚恐的,是青年準部隊Pemuda Pancasila,也就是當年執行死刑的65-66屠殺大隊之一。至今,這些雄性青年,他們的後繼者,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仍然是高舉著他們的暴力行為,不時在街上遊行,穿著紅色的制服,大搖大擺、英氣風發。他們自認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勇士,他們為了當年的反共抗戰感到驕傲。

1998年民主轉型後,印尼尚有幾個省份處於鬥爭乃至內戰(或獨立戰爭)的狀態。2003年之後,對於勇於探討1965年發生的事情,以及其罹難家屬的自白(往往都是女性居多),其出版成書才開始變多,在獨立書店販賣。2010年之後,社會風氣有了一些更多的改變。較大型的連鎖書商也開始大篇幅的展出關於1965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的專書評論與調查。

這個時候,The Act of Killing的出現剛剛好趕上這波風潮,或說繼續將這波反思風潮做大。The Act「演戲」與「行動」的雙關語,在謀殺者自豪的殘酷與位置顛倒後脆弱的崩潰溶解了。殺人魔亮相,殺人魔的正當性解除。透過演戲acting,殺人魔才了解到當初的act的多層含義與痛苦。這是演戲與行動,紀錄片與實驗片對此歷史事件能做的最大貢獻。

老舊的海鮮餐廳還有歌舞體現了許多超現實的過去美麗而無解地停留在我們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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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November 18, 2016 by in 【Indonesia-ish & SEAsia】, 【Post-Film 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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